红色通缉令在英国并非“死局”：从真实判例看，哪些案件真正赢过

在英国执业多年后，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：
“收到红色通缉令（Interpol Red Notice）”这件事本身，并不会在英国法律体系中自动宣判一个人的失败。

但与此同时，我也必须坦率地说一句：
真正能赢的红通案件，极少，且赢得非常“英国”。

它们赢的不是情绪，不是政治口号，更不是“我没有犯罪”的自我辩白，而是赢在——
人权门槛、程序正义，以及对“风险”的精确法律化表达。

这篇文章不谈假设、不谈传闻，只谈已经发生、已经裁判过、可以被法官引用的英国案例逻辑。

一、先说清一个被反复误解的前提

红色通缉令，不是国际逮捕令。

它由 Interpol 发布，法律属性只是“协助定位与临时拘留的请求”。
在英国：

• 它不能自动授权拘捕

• 它不能自动启动引渡

• 它更不能自动否定政治庇护或人权主张

真正具有决定权的，是英国国内法官——尤其是
Westminster Magistrates’ Court 和高等法院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英国会出现一种外界很难理解、但在法律上完全合理的结果：

红通在，但人没被引渡，甚至还能继续合法停留。

二、英国法院“真正会听”的三种胜诉逻辑

通过系统梳理过去十余年英国高院和引渡法庭的裁判，可以发现：
赢过的红通案件，几乎全部落在以下三种模型中。

（一）模型一：不是“政治迫害”，而是 Article 3 的“现实风险”

这是最稳、也是最常见的胜诉路径。

英国法院反复强调：

只要存在“真实风险”（real risk），引渡即被禁止。

这里的风险，通常集中在：

• 羁押条件是否构成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

• 监狱系统是否系统性失能

• 请求国提出的“外交保证”是否可信、可执行

在 Tabuncic & Coev v Government of Moldova [2021] 一案中，法官并未纠缠被请求人是否有罪，而是聚焦一个问题：

如果今天把人送回去，英国是否在“明知风险”的情况下，仍然放任 Article 3 被侵犯？

法院最终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。

这类案件赢的关键，不是指控“国家坏”，而是证明：

• 风险是具体的

• 风险是可预见的

• 风险是请求国无法通过承诺消除的

（二）模型二：健康与精神状态，使引渡变成“压迫性行为”

英国《引渡法》并不要求申请人“濒死”，
但它要求法院认真面对一个问题：

引渡，在这个人的具体情况下，是否已经构成压迫（oppressive）？

在 Fletcher v Government of India [2021] 中，案件的重心并不在政治，而在医学：

• 精神健康状况

• 自杀风险评估

• 请求国医疗系统是否具备现实承接能力

法院最终认可：
即便理论上存在司法合作义务，英国也不能为了合作而忽视一个“可预见的不可逆后果”。

这是非常“英国式”的胜诉——
冷静、克制，但毫不妥协。

（三）模型三：直接拆掉红色通缉令本身

这是最难，但也是最“干净”的一种赢法。

在 Mueen-Uddi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所涉及的背景中，红色通缉令并非在英国法庭被“否定”，而是先在 Interpol 体系内被成功撤销。

关键不在于一句“这是政治迫害”，而在于：

• 联合国特别机制的意见

• 国际人权组织的持续记录

• 程序缺陷与司法独立性的系统性证据

一旦 CCF（Interpol 文件控制委员会） 作出撤通或限制使用的决定，
英国法院在后续案件中，极难再假装这张红通“毫无问题”。

三、为什么很多红通 + 庇护案件会失败？

说一句可能不讨喜、但非常现实的话：

失败的红通案件，往往不是输在“法律错误”，而是输在“叙事方式”。

常见致命问题包括：

• 把刑事指控简单等同为政治迫害

• 无法解释“为什么你，而不是别人”

• 忽视《难民公约》第 1F 条（严重非政治犯罪排除）

• 在庇护体系里讲政治，在引渡法庭却拿不出人权证据

英国法官并不反感政治问题，
他们反感的是——无法被法律裁判的政治情绪。

四、一个必须直说的现实结论

在英国，红色通缉令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场“高强度法律审查”的起点。

真正赢过的案件，几乎都有以下共同点：

1. 同时布局 引渡 + 人权 + 移民 三条战线

2. 把“政治问题”转译为 Article 3 / Article 6 / 压迫性风险

3. 使用国际机制，而不是只在英国“单打独斗”

4. 接受一个现实：

   赢的往往不是身份，而是“不能被送走”

五、写在最后（给真正身处其中的人）

如果你已经收到红色通缉令，在英国：

• 不要幻想“庇护一定能救你”

• 也不要恐慌地认为“一切已经结束”

英国法治的特点，从来不是“站队”，
而是——在风险面前，拒绝成为共犯。

这，正是红通案件在英国“还能赢”的根本原因。